中国近代五大商帮之鲁商起源

商帮是我国历史上因地域关系而自发联系在一起抱团发展的商业性质的帮会，在我国历史上产生过重要的影响。

我国自明清时期的商业达到了一个非常发达的时代，由此也产生了具有影响力的国内五大商帮，分别是晋商、徽商、浙商、鲁商、粤商。

这五大商业集团尽管形成的时间并不相同，但他们支配着我国近代民间贸易，并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全国的经济，构成中国民族商业轰轰烈烈的宏大景观。

那么，与徽商、晋商、浙商、闽商并称为五大商帮的鲁商源起何方？2010年9月，中国商业史学会向周村授予“中国鲁商发源周村”牌匾，正式确认周村为鲁商发源地。

晋商：指的是明清500年间的山西商人，他们以盐业、茶叶、票号为主，其中票号最为出名。

晋商起初由资本雄厚的商人出资雇佣当地土商，共同经营合作盈利成为较为松散的商人群体，后来发展为东伙制，类似股份制，这是晋商的一大创举，也是晋商能够历久不衰的一个重要原因。

在晋商称雄的过程中，一共树立了三座丰碑，分别是驼帮、船帮和票号。晋商发展到清代，已经成为国内势力最为雄厚的商帮。世界经济史学界还把晋商和意大利商人相提并论，给予了很高的评价。

徽商：即徽州商人，又称为“新安商人”，是旧时徽州府籍的商人或商人集团的总称。

徽商最兴盛的时期在明代。徽商经营范围以盐、典当、茶、木材为最著，其次是米、谷、丝绸、纸、墨、瓷器等。

徽商遍布全国，与晋商齐名，到处都有徽商的足迹。徽商老字号有我们熟悉的张小泉剪刀、胡雪岩创办的“胡庆余堂”中药店、一代酱王胡兆祥创办的“胡玉美”蚕豆辣酱、王致和臭豆腐、张一元茶庄等等。

浙商：一般指的是浙江籍的商人、实业家的集合。浙江先后产生过湖州商帮、绍兴商帮、温州商帮、台州商帮、义乌商帮等著名的浙商群体。

明代时，江浙一带是我国经济较为发达的地区之一，商品经济发达，也产生了我国早期的资本主义萌芽。清朝末年，浙商成为我国民族工商业的中坚之一，为我国工商业的近代化作出了很大的推动。

鲁商：是明清时期山东的商业群体，他们以“德为本，义为先、义致利”的商业思想著称，具有深厚的历史渊源和强大的生命力。

鲁商将春秋战国时期齐国的工商思想，糅合了儒家学说中的“仁义礼智信”与“温良恭俭让”等积极地为社会所普遍推崇的城市商品经济和山东地区的特色经济，繁盛于明清时期。

明清以来的鲁商有许多是亦工亦商，其经营方式是“前店后坊”，如周村生产经营烧饼、布匹的商人。周村成为我国北方最大的商贸中心，它一个月的税收额曾与陕西省一年的税收相当。

粤商：崛起于明清时期，当时，我国的资本主义尚处于萌芽阶段，广东商人依靠广东的人文地理环境，发达的手工业，以及与海外的密切联系，形成了我国的又一大商帮。

清代，广州十三行成为我国唯一的对外贸易窗口，粤商在外贸买办行业中显赫一时，在通商口岸开埠后逐渐向近代商人转变，粤商也成为我国近代最大的商帮之一。

如果以历史文化渊源追溯五大商帮的发展轨迹，鲁商的发展是历史上最早的。

鲁商真正起步于山东境内的齐国，而不是鲁国。司马迁《史记·货殖列传》记载：“好贾趋利，甚于周人”。对齐鲁地域最早进行商业发展做了记载。先秦时期，齐国统治者多实行较为宽松的经商政策和发展商业的宽松环境，这样就为工商业的迅速发展提供了有力保障，也为鲁商的最终形成打下了基础。

首先齐国的建立时间早，由于齐国地处丘陵，沙质土壤，农业难以发展，因此就有了齐地“膏壤千里，宜桑麻，人民多文采布帛渔盐”，及鲁地“颇有桑麻之业”之说。

其次，鲁文化是中国传统农业文明的产物，是典型的儒家文化，重农轻商，而齐文化则属于中国传统工商文明的产物，文化成分复杂多样，农耕、渔业、制盐业、手工业、商业，这种经济类型自太公建国之初就已经确定。

至西汉司马迁时，齐鲁已出现经营百亩千亩桑麻的业主和以经营渔盐的业主越业越多，这就是最早的齐鲁商帮。

两汉以后，儒家思想被奉为正典，重农抑商成为历朝历代的基本国策，山东商人也与全国各地的商人一样，走过了一条曲折泥泞之路，商业活动鲜有作为。

到了明清时期，中国的农耕文明发展到顶峰，在中国封建社会的母体内部出现了资本主义萌芽，为中国商人提供了较为广阔的活动舞台，商人的营销空间突破了省区的限制，进行着跨省区的商业运作。由于经营范围的不同，商业特性的差异，业内之人为了相互之间的区分，开始以地域为参照，划分了全国各地的商人群体。山东籍商人因其悠久的历史和辉煌的业绩被划入了包括即徽州商帮、山西商帮、山东商帮、陕西商帮、洞庭商帮、江右商帮、宁波商帮、龙游商帮、福建商帮、广东商帮之列。更有后世之人将“鲁商”与“徽商”、“晋商”、“浙商”、“粤商”，并称为中国五大商帮。

周村是鲁中重要商埠，明清时期已经发展成为中国北方的重要商贸市镇，素有“旱码头”“金周村”“丝绸之乡”“天下第一村”等美誉，是中国北方唯一现存的商业城市旧址，对研究明清时期中国的商业经济具有重要价值。

汉唐以前，周村一直是丝绸之路的重要节点。明天启三年（1623），周村开始设有羊毛、皮革、棉花等商店，其他商品交易也日渐增多，至明末成为“商贾辐辏之处”。清初，李化熙用前明军饷和个人积蓄代完市税，使周村成为国内第一个“免税区”。此后，其子孙七代相继代税，各地商贾纷至沓来。

清乾隆年间，周村被御赐为“天下第一村”。嘉庆年间，周村成为“百货丛积，商旅四达”的“巨镇”。同时，外地巨资商人在周村设店者日益增多，清代中叶章丘孟氏家族先后在此开设了谦祥益、万福祥、泉祥、阜祥、瑞林祥、元祥、春和祥、鸿祥等八大商号，经营杂货、茶叶、布匹、绸缎等商品。当地商人兴办钱庄、银号80余家，加上山西商人在周村开设的10余家票庄，便利了本镇和外地商号货款的汇兑。

据《周村重修兴隆桥碑记》载，当时“周村烟火鳞次，泉贝充牣，居人名为旱码头……以其不通水路，无巨舰飞帆破浪翻风之概，故别之曰旱码头……”当时蒙阴、沂水、新泰、莱芜、临朐、安丘等县的蚕丝、鲜茧，齐东、博兴等县的棉花，博山的陶瓷、琉璃，章丘的土布、铁制品，沾化、利津、惠民等县的粮食等都源源不断地运往周村销售。

1904年，胶济铁路通车。因交通发达、工贸俱兴，周村和济南、潍县同时被清政府开辟为商埠，周村成为山东对外开放最早的城市之一。此时周村有商铺近2000家，“日进斗金”“驾乎省垣之上”，有“金周村”“旱码头”的美誉。后来，周村商埠因受到战乱、吏治腐败和商路转移等多方面因素影响，工商业开始衰退。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周村工商业得到迅速恢复和发展，特别是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实行对外开放、对内搞活的经济政策，促进了商品经济的发展，周村重新繁荣兴盛起来。

1985年，周村区委、区政府决定发挥周村传统商业的优势，重新修复大街、丝市街，建设东门商业街和观山商场，总称“三街一场”。大街、丝市街房舍一律青砖白灰勾缝，门窗多用墨绿油漆刷新，配以各色彩绘，古色古香，颇富韵味。如今，历尽风雨沧桑的大街、丝市街、银子市街已成为独具风格的古商城。

2009年8月，来自中国工商学会、中国商业史学会、天津社会科学院、南开大学、山东大学等单位的二十余位专家学者聚首“百年商埠”山东周村，围绕“鲁商发源地与周村”开坛论道，探讨鲁商的起源与发展。

论坛上，专家学者围绕周村商埠文化的兴起发展脉络，周村商帮、老字号与鲁商兴起发展的历史渊源、文化内涵、发展体系、史料依据、历史作用等方面，进行了系统研究论证，探究鲁商文化的发源及发展轨迹，并实地探访了鲁商文化的重要载体——周村古商城，参观了商埠文化展览馆及部分代表鲁商发展轨迹的商埠旧址。专家学者认为，周村自古商业发达，商周时期已具城市雏形。其前身为齐国於陵城邑，春秋战国时期已经有了较大规模的商品交易，商代就是重要的丝绸纺织中心，有“丝绸之乡”美称。汉唐以来，更是世界著名的丝绸之路的重要源头。明朝中后期，周村迅速崛起。与会专家一致认定，周村是鲁商的发源地。

周村古商城

了解历史，才能更好地走向未来。周村古商城不是一个简单的古建文化景区，更是中国商业发展史上一个重要的里程碑。

与国内无数新建的“老街”景点不同，周村古商城保留了完好的明清古建筑。英美烟草公司旧址，中西合璧的建筑形式，暗示着一个开放、进步的商业时期。

烟草公司门口摆放着有趣的铜像，塑造了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向明万历皇帝赠送鼻烟的情景。从此鼻烟一直流传到清代，成为百姓生活的一个重要内容。“鼻烟”一词还是雍正皇帝所起的。

作为“鲁商”的发源地，周村古商城见证了鲁商在中华大地的兴起，被誉为“中国活着的古商业建筑博物馆群”。张艺谋的电影《活着》，电视剧《大染坊》《闯关东》等，都在这里取景拍摄。

周村在过去之所以会吸引如此多的商人在这里经商，其主要的原因是这里的无税政策。

清朝初年周村出过一位大官名叫李化熙。他辞官回乡之后看到周村赋税严重，做了两件事情，一是请求官府减免了一批荒地税。

另一件事就是代完市税。他一人承担了周村市场的税银，至此，周村成为中国历史上一个“保税区"。这就是周村的“招商引资”政策。也是“今日无税”碑的由来。

也因为如此，周村古商城也被成为旱码头，就是今日无税的意思，她传递着历史，传承着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