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瞧这个有趣的老头”——苏北谈汪曾祺

三人行活动嘉宾与听众合影

汪曾祺离开我们二十周年了，他与安徽的故事，5月28日在一个有故事的地方，通过大皖客户端重点打造的文化频道——“徽派”，展示给了读者。

在有故事的人看来，一个有故事的沙龙，最好在一个有故事的地方进行，这才最有故事。

在合肥高新区香樟大道与望江路交口附近流传着一个故事，这里有一家餐馆生意非常红火，每天油烟蒸腾，顾客盈门。为了文化，北京大学出版社安徽教学服务中心的负责人陈群女士顶着压力把这个餐馆停租了，夫妻俩努力把这个餐馆改造成不带烟火气的典雅空间——三人行书吧。

这个传奇的书吧在5月28号下午3点，迎来被粉丝们称为“安徽第一汪迷”的著名作家苏北先生，举办了纪念汪曾祺逝世二十周年的沙龙。

沙龙当天现场热闹得出乎了举办方的意料，不但著名画家潘家忠老师专门送来了他绘制的汪曾祺画像，很多文艺界很多“大拿”也到场，甚至一些90后、00后粉丝也参与进来，很多人挤不进会场，只能在窗子外旁听。

现场：七旬画家专门题字和汪曾祺画像

离讲座还有半小时，可讲座现场已经被读者们挤满了。这时，一位白发苍苍的老人来到了现场，他就是著名画家潘家忠。老人带来了为这场沙龙准备的两份礼物，让人眼睛一亮：一幅是他专门为大皖客户端徽派栏目的题字，一幅就是汪曾祺的画像。人们在赞叹时，大皖客户端“徽派”栏目主编、知名媒体人、新安晚报文艺副刊部新闻总监马丽春也带来了她的两幅字，准备在讲座沙龙互动中赠给有缘人。

“潘老师是我的启蒙老师，以前我做读书沙龙时他经常给我们的嘉宾现场赠画。今天早上我跟潘老沟通这次沙龙时，潘老爽快答应要为徽派题字，而且要绘汪曾祺画像，给这次沙龙送上一份惊喜。”马丽春老师说。

主持人吴华丽带来了一瓶黄酒，还有很多粽子。“今天是端午假期，我特地请我妈包了好多粽子，在典雅的三人行书吧里，我们过着端午吃粽子，听作家苏北谈汪曾祺，在结尾还能有机会得到礼物。”吴华丽说，大皖客户端徽派首场直播、端午、汪曾祺逝世二十周年、著名作家讲述、著名艺术家画家赠礼物，大皖客户端打造的这场安徽人的文化与精神派对，把这么多的好事全集中在一起了。

已经离开这个世界二十周年了，汪曾祺为什么越来越受人喜欢？他的作品为什么会老少咸宜，受到各阶层人士的喜爱？在当天的活动现场，研究汪曾祺几十年的作家苏北到场后，一个又一个关于汪曾祺的故事被娓娓道来。

去世二十周年后没沉寂，反而越来越火

一开场，苏北就把汪先生亲切地称为“汪老头子”。他说，汪老头子在世的时候已经有很多人喜欢他了，但他可能不会想到，去世了这么久，还有那么多人喜欢他。而且，随着传播方式的改变，以及人们生活方式的变化，喜欢他的人越来越多。

后来，夏素芬在江阴沦陷区，章紫在重庆读书，汪曾祺在西南联大读书。汪曾祺给章紫写了很多信。后来章紫妈妈知道她跟一个苏北男生在通信，还警告说，你爸爸不喜欢苏北人，他知道了，会不高兴的。通信的大多数内容已无法回忆，但信里面有两句话，章紫一直记忆犹新。章紫说：“有一次他在信里写了一句，我记得很深，他说，‘如果我们相爱，我们就有罪了’；还有一次是他的信里最后写了一句‘握握你的小胖手’。当时我手胖，班上的同学都知道我的小胖手。”章紫说“‘小胖手’这句我记得，是因为我的信多，看了就随便搁在桌上，同寝室女生看了，看到那一句，大家都觉得好笑。”

1980年代，汪曾祺出名了。一次章紫去北京，到汪曾祺家里做客。章紫说：他爱人施松卿跟女儿在家。他很会做菜，做菜时他悄悄跟我说：“当年学校的事儿，不要多说。我想，他说的就是他跟夏素芬的事吧。”

你看，通过这些故事，汪老头子很小的生活细节都扒出来了。这个人根本没有想到去世后会有这么大的影响力。苏北说，汪老头子他为什么有这么大的影响力呢？他觉得可以有三个问题来概括：汪曾祺之所以为汪曾祺。汪曾祺与安徽。汪曾祺的朋友圈。

苏北与汪先生

汪曾祺之所以为汪曾祺

汪曾祺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人呢？苏北说了一个故事：汪曾祺在西南联大的时候就已经崭露头角了，他在大学里走着，有女孩子都会指指点点：“那个就是汪曾祺，就是写诗的，他的诗别人看不懂，他自己也看不懂的。”在大学里，汪曾暗恋过一个女的，可这个女的没有看上他。他气得要死，躺在屋里好长时间不吃不喝。同学朱德熙得知后，就拿了一本英汉字典来找他说：“卖了这本字典，我们吃早饭去。”一听说有早饭吃，汪曾祺马上爬起来，跟同学一起出去了。当他们在昆明的二手书市场卖了字典，换了钱就去吃过桥米线。吃过米线，汪曾祺的精神马上好了。朱德熙晚年曾说：“（拒绝汪曾祺的）这个女孩没有眼光，曾祺以后肯定非常有名。”大学毕业之后，汪曾祺到香港，那时候穷困潦倒，曾经对着一只发了芽的土豆感叹。可他到了香港，报纸还报道：“青年作家汪曾祺抵港。”可见，汪曾祺在青年时候，就不寻常。

苏北说道，我们喜欢的作家很多，例如有的人喜欢林语堂，有的人喜欢郁达夫、张爱玲、黄裳，上海就有一批黄迷。可是，很多作家都不像汪先生这么全面，他很特别，写小说很好，写散文也很特别。后来他还会写诗、画画、写京剧、剧本。这种全能的作家，又不是每一样都“逢场作戏”，而是每个方面都集中精力对待。他们这一代人的写作，不是写出来就想发表。他们这一代人写作，是反反复复地思考、修改。晚年汪曾祺的子女回忆：“我家老头写东西都是想、想、想！”汪先生一般早晨4点多钟起来，烧一壶水，给自己下一碗改良版的阳春面，吃完了之后就泡一壶茶，之后坐在沙发上“发呆”——就这么坐着坐着想。他们这一代人都是把想透了，想得清清楚楚地，才拿去写。这样写文章才能一气呵成。

沙龙现场，苏北给汪迷们送上汪曾祺的手稿复印件，手稿卷面都非常干净，字也清秀，改动的地方也很清晰。苏北说，汪曾祺的文字很多是信手拈来，就成经典。例如黄裳、汪曾祺、黄永玉三个人曾经在一起度过一段时间。黄永玉在青浦一所中学教过书，青浦是上海远郊，他每次到上海之后，没法当天回青浦了，就在汪曾祺同寝室一个同事床上休息。他同寝室的同事是夜班编辑，晚上不在，这个夜班编辑的床坏得像口锅一样。汪曾祺就写信给沈从文，讲沈的表侄黄永玉睡在床上面，就“像个婴儿”。事后沈从文曾感叹说，现在他已经不教书了，如果让他再教书的话，或许能再教出一两个汪曾祺出来。

讲到“像个婴儿”的文字字句时，苏北反复回忆着黄裳、汪曾祺、黄永玉、沈从文的友情。他说，通过汪曾祺这一个人，就能把一个时代的故事都带出来了。汪曾祺之所以为汪曾祺，是因为汪曾祺就是一个时代。“讲了这么多，其实，通过汪曾祺，我们带出来了很多人，汪老头子的朋友圈很牛。”苏北说。

苏北收藏的汪先生手稿

汪曾祺的朋友圈很牛

苏北说，汪曾祺从香港辗转到上海求职，很贫困，他就住在朱德熙家里。这时沈从文就帮他推荐工作，推荐信里，沈从文直接把这个学生当朋友。从这里可以看出，他的成名不是没有缘由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他的朋友圈都是高大上的。汪曾祺的朋友圈是什么样的呢？比如，朋友圈成员之一就是沈从文，汪在上海的时候，他就替汪荐稿，找工作。比如朱德熙，朱德熙对汪曾祺的帮助太大了，当这个著名的学者因肺癌去世后，汪曾祺画了一幅画，然后躲在家里嚎哭。他的儿子进去，看到老头子在画上题字：“遥寄德熙。”前面说过，在上海的时候，汪曾祺的朋友圈又添上了黄裳、黄永玉等。

除了这些朋友外，还有汪曾祺在西南联大的同宿舍同学杨毓珉，他和汪曾祺1943年合租“民强巷一间民房”，几平方米，此公白天在桌上写文章，晚上破棉絮，连铺带盖蜷缩在这张三屉桌上。杨毓珉曾经在中国建设中学当教务主任，1946年各奔东西。1949年杨毓珉在北京文化处工作，向当时另一个联大校友，文化处副处长王松声推荐调汪曾祺到北京文联。于是汪曾祺回北京，调京剧院工作，回北京后，他和杨两人又同住在一起。在汪曾祺被打成右派后，他没了工作，在张家口艰难度日。于是1962年他写信给杨毓珉，杨毓珉找到文化处的党委书记薛恩厚以及副团长肖甲，申请调汪曾祺回北京。经过老朋友的努力，汪曾琪回北京了，担任专职编剧，这一干就是一辈子。

汪和杨的友情很深厚，当年在西南联大，汪还替杨毓珉写了一篇读书笔记——《黑罂粟花——李贺歌诗编读后》，当时文中有一句话：“李长吉是一条在幽谷中采食百花酿成毒，毒死自己的蛇。”受到闻一多表扬，闻一多特地说，这篇文章“写得比汪曾祺还好。”

“‘李长吉是一条在幽谷中采食百花酿成毒，毒死自己的蛇。’到现在我们都写不出这种话。这种语言极其峻峭呐。”苏北陶醉地回味着这句话，他说，汪去世之后，杨毓珉翻书橱，把这篇文章翻了出来，重新发表，特地把名字改回了汪曾祺，他把文章又还给了汪曾祺。

“《受戒》的文字和感情是那么健康。”苏北说道，朋友帮他发了名篇，也帮他渡过了很多难关。例如汪曾祺写京剧沙家浜，文革之后受到了很大压力，老头子恨不得把手指头剁掉。他的西南联大同学李荣、朱德熙就找到胡乔木。胡乔木看过汪曾祺的东西。李荣就跟胡乔木讲：“此人才华不是中国第一，就是北京市第一。”所以他朋友圈的这些人，都非常欣赏他。比如林斤澜任北京文学主编，每次有活动就带上汪曾祺，这对他的帮助太大了。

汪曾祺与安徽的渊源很大

一个又一个的故事，让在场的读者听得陶醉。苏北说道，汪曾祺先生在世时，有许多头衔，“中国最后一位文人”、“中国最后一个士大夫”、“中国式的、抒情的人道主义者”和“文坛美食家”，等等。他在小说、散文、戏剧和诗书画等诸方面都有着不同凡响的成就，被许多读者、作家朋友所拥戴。他去世后，非但没有“人一走，茶就凉”，而是随着离世的久远，影响越来越大，“粉丝”越来越多，以至形成一股“汪曾祺热”、拥有一大批的“汪迷”，其作品影响广泛而深入，很多出版社以出版汪曾祺的作品为荣。据有人统计，汪先生去世后，其作品出版量已达200多种。

汪曾祺先生与安徽和《安徽文学》有着十分密切的联系。他的代表性的散文《葡萄月令》最初就发表在1981年第12期《安徽文学》上，这篇散文别致、优美，充满性灵和对人生、对生活的热爱，被众多读者所喜爱，影响广泛。而当年，这篇散文却遭遇过两次的退稿，是《安徽文学》独具慧眼，独家予以首发。汪曾祺先生的祖籍也在咱们徽州歙县，据他在散文《我的祖父祖母》中写道：“我们家原是徽州人，迁居高邮，从我祖父往上数，才七代。”

汪先生的画作

“汪曾祺与安徽的渊源太多，我与汪老偶然结下的缘分，让我研究汪老几十年。在汪曾祺先生逝世二十周年之际，我也写了一篇文章专门纪念他。”苏北说道，“我们没资格说汪曾祺，说汪曾祺的人现在还没出现，给汪曾祺写传记的人也没出现。写传记，应该像林语堂写苏东坡传一样，两个都是大家才行。林语堂写苏东坡，估计一万年才出现这么一个人。现在写得最好的就是孙郁老师的《汪曾祺闲录》。可是如果真要写汪曾祺传记，那古文功底要好，现代意识要强烈。这都需要有大家的出现。”

互动：沙龙群贤毕至，很多话让人回味

潘家忠谈“有趣”：

说起汪曾祺，他是个美食家，他说老人有三乐，其中一乐是穿破衣服。他画画，画非常随意。很多画家都画得很紧张，他们的画有目的。汪曾祺画的是典型的文人画。

沙敏谈采访故事：

我们记者以前去北京采访过汪老师，里面过程的曲折仍然历历在目。一开始汪很低调，不愿意接受采访。后来他同意了，记者去到汪老家，结果他不在。记者就在他的门口看花。后来汪老回来了，看到记者看花的样子，他接待记者很热心很真诚。

新安晚报、安徽网记者向凯/文海心/图

附）

不成样子的怀念

——写在汪曾祺先生逝世二十周年之际

文/苏北

我可算是汪先生的一个不合格的学生。能这么说么？你没有上过大学，更没念过硕士、博士，不可能像汪先生与沈先生（从文）那样的师生之谊。你一个乡下孩子、土包子，怎么可能有汪曾祺这样的一位老师？

去年我曾就这个题目写了几段话，最终还是放下了。今年是汪曾祺先生逝世整二十周年的日子，文学界肯定会有些纪念活动的，我拿什么来纪念呢？

我还是把这个题目写下去。我为什么不能是汪先生的学生？我的老师怎么就不能是汪曾祺呢？他虽没有在大学教过我，也没能手把手地教会我文学创作。可是整整三十年，或者说是他去世后的整整二十年，我几乎天天都和他在一起，别人觉得他已去世了，而我觉得他并没死，他每天都和我在一起。他的书在我的床头，他的名字在我的口中。

有时我也觉得无趣。在这个城市，有许多读书人早已把我和汪曾祺捆在了一起。朋友聚会，来一个生朋友。朋友会说，这是某某，研究汪曾祺的，或者说是汪曾祺的学生。我之前会反对，说不是不是。后来麻木了，也就含含糊糊：“不敢不敢”或者“惭愧惭愧”了之。还有就是极熟的朋友小聚，会有朋友给打“预防针”：“苏北，今天不许谈汪曾祺，只喝酒。提汪先生一下名字，自罚一杯，如何？”

可见我已到了“无汪不谈”的程度了。

我为什么这么热爱汪曾祺呢？

这个就说来话长了。容我稍稍扯远一点。

我小的时候，并不热爱文学。九岁前在乡下，读的是复式班。三年级到县里，一直读到高中，除了爬墙上树，钓鱼游水，对读书毫无兴趣。高中二年级时才开始发奋学习，所学也是数理化。1979年高考，以几分之差落榜，原因是语文才考三十多分，于是复习再考，对语文就格外用功。用功的方法就是背诵课文，我不知从什么地方弄来一本《现代散文选》，上面有《小桔灯》《背影》《长江三日》《荔枝蜜》和《谁是最可爱的人》，后来我逐步知道这些作品后面有一个伟大的名字，他们是：冰心、朱自清、刘白羽、杨朔、魏巍。我将这些文章大声背诵。从我家向西，穿过几条巷子，过一个越河（夏天长满荷花），就上到城墙埂上，我每天大早就在城墙上诵读这些文字，把这些优美的文字记在心里。有时城墙上有雾，我就在雾中大声读去，仿佛那声音不是我的，而是悬在不远处的半空中的什么东西。

至此，我竟然被文学迷住了！

到第二次高考又失败之后。我死心了，不再高考，只想写一本书给我的同学看看，我当作家去！写一本《艳阳天》，或者《红楼梦》（请允许一个少年这样乱想），让我的那些同学做梦去吧，目瞪口呆去吧。

先是读外国文学名著。那时正是世界名著重印的时候，我买了许多这样的书，比如《复活》《老古玩店》《巴黎圣母院》《红字》《约翰.克利斯多夫》《绿衣亨利》《契诃夫小说选》《母与子》等，而后我一部一部阅读，虽然不好读，我也不太喜欢读，可是我暗下决心，既然是世界名著，肯定是经过许多牛人筛选的。它能流传下来并且被世人所认可，肯定有它的道理，否则难道全世界的人眼睛都瞎了？

后来我转来读中国小说，先把《红楼梦》一气乱读，又读当代作家，在一次与文友到高邮湖（我们县在高邮湖边上）游玩时第一次听说汪曾祺的名字，回来我就找他的小说来读。一下子就喜欢上了汪曾祺，并成为终身的阅读。

1987年，我无意中得到了一本汪曾祺的小说集《晚饭花集》，喜欢得不得了。为了学习他的语言和写作方法，我把他的《晚饭花集》用大半年时间给抄在了四个大笔记本上。其实也就是单位发的大号的工作笔记本。我认认真真的一个字一个字地去抄。有心得了，就在边上用红笔进行批注。这时我已在县里银行工作，所从事的工作就是查账，跟文学一点关系也没有。我办公室生锈的铁窗外面是一棵高大的泡桐树，春天一树紫色的大花，夏天一窗子的绿荫。我坐在窗下吭哧吭哧，兴趣盎然，抄到会心处，感到特别幸福，觉得自己同别人不一样。别人忙生活忙玩忙喝酒（那时喝酒成风），而我偷偷在忙别人看来是很幼稚的事情。别人背地下都说我怪怪的。我谈恋爱时，还有人私底下议论我脑子不好。可是我痴迷文学像痴迷鸦片或者花朵一样不能自拔。我痴迷汪曾祺到了癫狂的程度。

就这样，一个春天一个夏天，我把《晚饭花集》抄完了。后来我不知道从哪得到的信息，知道汪先生在北京京剧院工作，我一激动，就把这四个笔记本给寄了过去。寄过去并没有得到回应。不过，不多久，我也把这事给忘了。

1988年秋天，我忽然心血来潮，决定到里下河地区去走访。带着这本《晚饭花集》，开始了我人生的第一次行走，实地勘察了苏北地区的风土人情。三天时间，走了江都县、高邮县、兴化市、宝应县、淮安市和洪泽县，记下了近万字的的原始笔记。这一切都是因为一个人，汪曾祺。

1989年我得到到鲁迅文学院进修的机会，在那里我第一次见到汪曾祺先生。我清楚地记得那天的情景：我准备去洗衣服，正开门，一阵脚步声从楼梯口传来，紧跟着一行人就向我住的隔壁接待室走去。咦，这个老人怎么这么眼熟？——之前我已多次见到书中他的照片。他脸黝黑，背微微有些驼。他微笑着，走在最后。这个老人是谁？

汪曾祺先生！

一位熟人证实了我的感觉，我怦然心跳。再一打听，原来他是来参加鲁迅文学院和北师大联合举办的文学创作研究生班开班典礼的。

散会后，我站在大教室门口，汪先生一走出，我就把他引到隔壁我住的503房间里来了。汪先生坐下，我说我是天长的（我县与高邮县相邻），曾抄过他的小说，并寄给了他，不知可收了。汪先生哼哼哈哈，我还是不知道他收没收到，可是他接纳了我，没过几天我就是他家里的客人了。

汪先生在蒲黄榆的那个家，小极了。可是当时我感觉不到，我认为一个人在北京能有一张床就可以了。汪先生和师母施松卿对我非常好，我在那里吃了午饭（好像很简单的饭菜）。汪先生给了我一幅画，是一枝墨竹。画面上首，竹叶稀疏，叶片倒向一方，仿佛有风而过，瑟瑟有声。下首竹枝栖一小鸟。鸟墨色，回头后望，小眼有情。整个画面极清淡。未题款，只钤一印。

7月的时候，我们学习快结束了，就要离开北京了。我又去了一次。那天小雨，汪先生赠我一本《蒲桥集》，并留我吃了中午饭。

我回到县里，我们几个喜欢汪先生小说的，想出一本小说合集，他们建议由我请汪先生给写个序。于是我写信给汪先生，不久汪先生来信，同意给我们写序；又不久，扬扬洒洒的二千字的序言给我们寄来了。

1993年我又偶然获得一个机会，借调到北京工作，在一家报社当记者。这一来我与汪曾祺先生接触的机会又多了起来。

我去过汪先生家多少回？又说过多少话？记录得很少，更没有录音。去多了、去长了，有时感觉自己像是他们家里的一个孩子，每次进门，首先一句：最近身体好么？汪先生摸摸索索，去泡茶，去拿书。师母身体好的时候，都是师母提醒，老汪，刚出的书，给他们拿一本！

汪先生从来没当面在创作上指导过我们。我去他家，聊天，吃饭，要书，但对于创作，他从来没有说过。我们聊到西南联大，聊到吴宓，汪先生说，吴宓那个胡子，长得真快。他刚刚刮完左边的胡子，去刮右边；右边还没刮完，左边又长了起来。说完，汪先生抿嘴而笑，嘎嘎的声音。想必非常快乐！汪先生对我们说到赵树理，说赵树理是个天才，有农民式的幽默感。汪先生说起一件事，说他们有个旧同事，天生风流，他借了赵树理的皮大衣穿，竟然与一个女人将大衣垫在身下，将大衣弄得腌臢不堪。赵树理回太原工作，那个人也来送行，赵树理趴下来，给那人磕了个头，说，我终于不同你一起共事了！汪先生说完，又是大笑。

倒是有一回，我拿了一个小说稿《小林》，想请先生看看。汪先生说，可以，先放这，我看看再说。之后吃饭喝酒，一番热气腾腾。汪先生酒后微醺，眯盹着眼，坐了一会。我们起身要走，汪先生站起来，转了一圈，说，稿子呢？这个不能丢了。之后收起稿子，一转身，抱拳，进隔壁一个小房间去了。

几天后，我又急不可耐地去了先生家。去时我心下忐忑，进门坐下，也不说稿子之事。大家东扯西拉，说说笑话，仍是留饭。饭后我终于是憋不住，问，稿子看了吗？汪先生不说话，汪师母扯他的衣角，过一会，汪先生说，《小林》写得什么，要体现什么，都说不清楚？之后就批评：不自信，手太懒；说，沈先生刚到北京，连标点符号都不会用，硬是靠一枝笔，打下一个天下；说老舍先生每天写500字，有得写没得写，500字！你们这么年青，手这么懒，一年中不写几个字，怎么行！说得汪师母扯坏了汪先生的衣角。

从此之后，再不给汪先生稿子看了。——就在前几天，为纪念汪先生去世二十周年，汪朗在汪先生的旧居收拾东西，竟然还翻出了那篇小说稿子。二十多年了，这篇我的旧小说还在汪先生的书房里！

1997年5月16日汪先生突然去世，我还在湘西出差。朋友龙冬打电话给我，告诉我汪先生去世了，我一时反应不过来。可是放下电话，我真的非常难受。一如自己失去了亲人。因为我5月11日还到了他家，他一切都好，还说要到环太湖转一圈，参加一个什么女作家笔会。汪先生说：组织者一定要他参加，说那些小丫头片子想见见他。汪先生说完，哈哈大笑：“一个老头子，有什么可看的！”我看到了汪先生内心的快乐。可就这么几天……

我赶回北京，参加了汪先生的追悼会。我又见到了他。一个我眼中活生生的人，就那么静静地躺在了那里。他再也不说话了。他那枝妙笔再也拿不起来了。他就那么静静地睡在那里，面如生人。

汪先生去世后，没过多久，我离开了北京，回到了家乡的省会工作。

汪先生去世了。我才开始再重新翻读汪先生的作品，写了一点回忆性的文章。这时候我才发现，我们并不能理解汪曾祺。我们对他了解得太少太少了。于是我开始静下心来看他这个人，读他的书。当然，除了我，还有很多人在研究他，在读他的书。出版社也开始重新出版他的作品。他在世时，作品印得并不多。去世后，作品反印得多了，多家出版社重印他的小说、散文。许多人开始怀念他，写了大量的文章，这才使我对汪先生有了更深入的了解。可以说，汪先生去世二十年，是被人们谈论了二十年。

这谈论者当中，我也是一个。

孙郁先生曾为我的小书《一汪情深》写过一个书评，他说，汪曾祺去世后，谈论最多的是苏北。我知道，我当然不是写汪曾祺最多的人。孙郁先生的意思我明白，就是我是个坚持不懈谈论的人。

这倒是真的。汪先生去世二十年，我几乎每年都会有些文章在报刊上发表，而且多为大家能见得到的报刊，所以容易给人造成我谈论得多的印象。

或者，假如说我在研究汪曾祺上还有一点点成绩的话，那就是得益于坚持。几十年如一日的坚持。当然，这种坚持是一种愉快的坚持，是一种乐在其中的坚持。

我只是一个坚持不懈地谈论汪曾祺的人。

汪先生去世二十年，也是我成长的二十年，也是我追忆的二十年，更是我学习他、理解他的二十年。关于这些在我的《忆.读汪曾祺》和《汪曾祺闲话》两本书里都能找到，或者说，这两本书作为我从一个文学爱好者到“汪迷”到一个不合格的“学生”（自我感觉）到所谓汪曾祺的研究者的过程的见证。

那么，我是如何理解我这么多年的追求的呢？

我原来基础很差，在上面我已说过。我从一个文学青年而成为一个作家（不入流的），从另一个方面证明文学是可以教、可以学的。我因为业余写作，所读不多，所写也少，但就我这许多年掌握的仅有一点写作技巧及对生活的态度，观察生活的方式，审美系统的建立，人生观、价值观等等，等等，绝对一些说，大部分是从汪先生或者说他的老师沈从文先生身上学习来的。

那么，这些年来，汪先生究竟给了我些什么呢？我认真地想了一想，大约有这么明显的三个方面：

一、我能写一点东西，纯粹是汪先生阳光的照耀。近三十年来，我大约写了有100多万字的小说、散文。是汪先生的文字，给我打开了一扇大门，使我走进去，看到了许多心仪的人物，包括沈先生，归有光等等。有一年，我出了一本散文集，在安徽的绩溪搞了个小型研讨会。上海几所大学的教授，他们说我是低姿态写作，文字不事张扬，有一种“随物赋形”的感觉，他们提出了一个“通道说”，说汪曾祺是个“通道”，通过“汪曾祺这个通道”，我的散文承接了中国传统散文的脉络。这种见解非常新鲜别致。我虽不敢接受，也不能承受，但说汪先生是个“通道”，我同意！我们通过汪先生这扇门，看到了许多中国传统的，有时是无以言说的东西。

二、他的作品影响了我的人生观、世界观、价值观和生活趣味。读书不仅仅是学习写作，他同时潜移默化，也改变着我们本人，改变着我们对事物的看法。我算是比较典型的，我上面说过，我一个顽童，今天能写一点文字，如果不是汪先生，我今天不知道干什么工作？我的人也不是今天这个样子。汪先生自己说过：“一个真正能欣赏齐白石和柴可夫斯基的青年，不大会成为一个打砸抢分子”。我读汪先生读久了，我的生活态度，审美情趣，也在潜移默化地改变。我想通过这个事例，也同样可以说明文学的功用。文学是干什么的。

三、使我体会到一个人对一件事情入迷，是一件多么幸福的事。这些年来，我沉浸在汪先生的文字里，乐此不疲。这使我体会到，一个人对一件事物入迷是一件多么幸福的事情。这种快乐是不可与人道的。汪先生去世的这些年，我去过他的墓上好几次，每次都是由汪朗兄陪着。我们家人有时笑我：你真是个呆子！其实呆子很快乐。其实我也影响了家人和朋友，通过我，他们对汪先生也心有所仪。我将写的有关汪先生的书给我女儿看：看看！爸爸写的！我的女儿说：这是应该的，谁叫你是他的徒弟！一句话，说得我心里像灌了蜜。

我这辈子大概是不会离开汪先生了。他的文字对我是一种生命的滋养。在这汪先生逝世二十周年之际，写上这些，算是一个不合格的学生，对先生的一份怀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