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楚都陈城及其历史地理探析

admin 2025-01-11 63

公元前278年，秦将白起率军攻破楚郢都，楚顷襄王东迁陈城（今河南淮阳），至考烈王二十二年（前241）因参与诸侯攻秦不利而徙都寿春，[1]楚人以陈城为都前后37年。陈城，原本陈国之故都，具有深厚的政治、经济和文化基础，春秋末年楚灭陈后于此置陈县，作为经略中原的重要基地。楚都迁陈后，对陈城作了大规模的增修、扩建，使其成为战国晚期著名的都会之一，并在其后中国历史上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具有重要的地位和影响。本文结合文献记载、出土资料以及当时的形势，对楚都陈城前后的历史、地理和文化背景，陈城的演变和布局加以探析，以期明晰楚都陈城的历史地理基础及其作用，为今后进一步的深入研究奠定有利的基石。

一

由于吴起变法的失败，楚国内部“大臣太重，封君太众”、“上逼主而下虐民”的“贫国弱民”[2]局面不断发展，国力逐渐衰弱，以致在公元前312年的丹阳之战中大败于秦，丧亡惨重，楚国西北丹江流域和汉水中游地区的大片疆土为秦所有。接着，又在公元前301年的垂沙之战中大败于齐、韩、魏联军，致使楚国经略中原的重要基地南阳盆地失于韩手，从而使楚国西北门户洞开，江汉腹地直接暴露于秦、韩诸国的兵锋之下。

《史记·楚世家》载楚顷襄王二十年（前279)“秦将白起拔我西陵”；同书《六国年表·楚表》说：“秦拔鄢、西陵。”《秦本纪》则曰：“大良造白起攻楚，取鄢、邓，赦罪人迁之。”目标直指楚都鄢、郢。楚顷襄王二十一年（前278):“秦将白起遂拔我耶，烧先王墓夷陵。楚襄王兵散，遂不复战，东北保于陈城。”[3]《史记·六国年表·楚表》亦说：“秦拔我郢，烧夷陵，王亡走陈。”同书《秦本纪》曰：“大良造白起攻楚，取郢为南郡。”而《六国年表·秦表》则载之更详：“白起击楚，拔郢，更东至竟陵，以为南郡。”楚人经营了数百年的江汉基地被秦占领，置为南郡，楚王于慌乱之中逃往陈城。

陈城即今河南淮阳，在战国楚郢都（今湖北江陵纪南城）东北一千多里。应该说，在楚顷襄王弃郢迁都之时，除陈城之外，可以选择定都的地方还有一些，如江南的长沙、江东的吴等皆是当时比较有名的都会，但楚顷襄王却首选陈城，当是经过一番比较的。

长沙，原为百越之地，在春秋中期楚共王“抚有蛮夷，奄征南海”之后逐渐被纳入楚人的范围，[4]经过一段时间的开发，到战国中期前后即成为楚国重要的战略后方。《史记·越世家》说：“复雠、庞、长沙，楚之粟也。”据新出《包山楚简》记载，楚已在长沙设县，[5]可能还是苍梧郡的治所所在，[六]为长江中游以南地区的重要城邑。20世纪三四十年代，长沙一带即有大量楚墓和楚文物被发现；解放以后，考古工作者在这里清理和发掘的楚墓数以千计，居整个湖南省之首。[7]就墓葬年代而言，其上限可到春秋晚期，下限至战国末年。由此可见，长沙一带一直是楚国开拓的重点和经营、管理江南地区的中心。

位于长江下游的吴（今江苏苏州市），原为吴国故都，春秋战国之际转属于越，在楚威王七年（前333)“大败越，杀越王无强，尽取故吴地至浙江”时被纳入楚疆，[8]楚怀王后期“南塞厉门而郡江东”，[9]在长江下游地区建立郡县制，吴是这一带的中心城市。

长沙虽有一定的经济、文化基础和广阔的后方，然与陈城相比，基础不如陈城厚实。再者其位置过于偏南，与关东列国的联系和交通亦不如陈城便利。更为重要的是秦在攻取楚郢都的前后，采取由北而南和由西向东两面夹击的方针，即苏秦所言：“秦必起两军，一军出武关，一军下黔中，若此则鄢、郢动矣。”[10]北边先后攻占了楚之南阳盆地和汉中之地，西边于秦昭襄王二十七年（公元前280年)“司马错发陇西，因蜀攻楚黔中，拔之”。[11]次年，又拔西陵，以致长江中游三峡地区的山险多为秦所占领，楚郢都完全暴露于秦人的兵戈之下。白起拔郢之后，秦蜀守张若亦乘势东进，“取巫郡，及江南为黔中郡”，[13]即可概见。

对此，《战国策·秦策一》“张仪说秦王”章则有更加明确的记载：“秦与荆人战，大破荆，袭郅，取洞庭、五都、江南。荆王亡奔走，东伏于陈。”[14]言秦人在攻占楚郢都之后，乘胜扩大战果，占领了洞庭、五都等长江以南的大片楚地，长沙以西的今湘西北地区相继失于秦手。如果楚顷襄王向南撤到长沙，由于无险可守，秦兵将接踵而至，楚人难有喘息之机。

又《战国策·中山策》载秦昭王曰：“君（白起）前率数万之众入楚，拔郡、耶，焚其庙，东至竟陵，楚人震恐，东徙而不敢向西。”

云梦秦简《编年记》还载此年“攻安陆”，[15]说明秦军曾尾随楚顷襄王越汉水，先后占领了汉水以东的竟陵、安陆等地，可能由于楚军的阻击，加之秦人长途征战过于疲惫，才没有进一步向东发展。

位于长江下游的故吴都，偏处东南，远离中原，虽可暂避战火，但从当时楚国的区域重心来看，除江汉地区、南阳盆地之外，便是淮北汝颍地区，楚都迁吴既不便与中原列国交往、联合，也不利于战略上的进攻和防守，不到万不得已，楚人不会取此策。

从当时的政治、军事地理形势而言，陈城地处黄淮之间，位于黄淮平原的中部，西有周、韩、魏相隔，南有桐柏、大别山相阻，北有魏及黄河为限，东南有淮河和长江下游地区广大的后方，远离秦国本土，秦人一时难至，可以获得一个相对稳定的环境和复苏的时机。诸多因素综合考虑，陈城明显优于长沙和吴等地，因而成为楚顷襄王迁都的首选。

这里，有一问题需要说明，《战国策·楚策四》“庄辛谓楚襄王”章曰：“秦果举郡、耶、巫、上蔡、陈之地，襄王流拚（掩）于城阳。”

言秦军在攻取楚鄢、郢之后，还越过桐柏山和淮河，占领了淮河以北的上蔡和陈等地。今按，此说令人怀疑，上引《战国策·中山策》和云梦秦简说白起拔郢之后东至竟陵和安陆，未能越过方城和桐柏山而至淮域，清人张琦说：“‘蔡、陈’疑衍字，是时王亡走陈也。”[16]当是，这从其后上蔡属魏，陈为楚都的史实亦可为证。城阳，南宋鲍彪注：“成阳属汝南，若城阳，乃齐也”,未能实指；元人吴师道《战国策校注补正》据《史记》“东北保于陈城”之载，认为城阳即陈城，亦不确切；张琦《战国策释地》曰：“成阳故城在今光州息县西界，北距陈三百余里，盖自成阳而至陈，非成阳即陈也。”[17]

程恩泽《国策地名考》亦曰：“当时襄王自即保陈，路必经此，或先在光、汝一带流擒数日，然后东保陈城，未可知也。”[18]

结合当时形势分析，张琦、程恩泽所言当是。汉汝南郡有“成阳”县，《水经注·淮水篇》称作“城阳”，即今河南信阳市北约40里的楚王城遗址，[19]长期以来，附近屡有遗物出土，1957年至1958年发掘的信阳楚墓即位于故城西南；[20]经考古调查，城址周围还有一些大型楚墓和周代遗址分布，[21]说明当时这里是楚国境内一处重要城邑和据点。《包山楚简》载有“成阳迅尹成”，说明战国中期楚已于“成阳”设县。[22]白起拔郢后，楚顷襄王东徙陈城，途经城（成）阳，于此作暂时停留是十分可能的，后世称之为“楚王城”，或因于此。汉置成阳县，实因楚之故制。

二

楚都迁陈后，称为陈郢或郢陈，《史记·秦始皇本纪》曰，秦始皇二十三年（前224)“游于郢陈”即可说明。

《左传》昭公十七年载：“陈，太皞之虚也”，言是东夷族最早的活动地。1979年至1980年，考古工作者在今淮阳县城以南四公里的平粮台遗址发现了一座相当于龙山文化中晚期的古城基址，并在同期的灰坑里发现有铜渣，[23]说明陈城一带自氏族社会以来即有较高的历史文化水平。

西周初年，周武王封舜后胡公满于陈，并妻以元女大姬，[24]意在加强对这一经济、军事要地的利用和控制，为稳定姬周统治服务。春秋中晚期，楚国曾几度灭陈为县，如公元前598年，楚庄王趁陈国内乱灭而置县，后因申叔时的劝告，“乃复封陈”。[25]公元前534年，陈国又因争立之事发生大乱，楚灵王使公子弃疾灭陈为县，“使穿封戌为陈公”。5年后，楚平王夺得王位，为收买人心，“封陈、蔡，复迁邑”，再次使陈复国。[26]公元前478年，“楚使公孙朝帅师灭陈”，[27]最终并陈入楚疆。

由于陈地深厚的历史文化基础，陈国受封后是西周、春秋时期重要的诸侯之一，加之其位居中原，陈地入楚后，一直是楚国境内的大邑要县和经略中原的重要基地，《左传》昭公十二年载楚灵王语：“今我大城陈、蔡、不羹，赋皆千乘”，说明楚人对陈城等地的进一步修筑和重视。

战国中期，魏国为了发展交通和南北水运，先于魏惠王十年（前360）从今河南原阳北引河水南行，穿过济水，注入位于今郑州、中牟间的圃田泽，称为大沟。魏惠王三十一年（前339),又引圃田泽水东流，把大沟伸延到大梁城（今开封）北，然后又绕大梁城东，折而南行，注入沙水，利用沙水河道至于陈城东，然后再向南开凿，在今沈丘北注入颖水，[28]史称鸿沟。

鸿沟充分利用了黄淮平原西北高、东南低的地势，其水源来自黄河，又有圃田泽进行调节，水量充沛，因而与其相通的各条自然河流的通航能力大大提高，使黄淮平原上出现了以鸿沟为基干，以自然河道为分支，连接济、河、淮、泗、江的交通网络。《史记·河渠书》载：“自是之后，荥阳下引河，东南为鸿沟，以通宋、郑、陈、蔡、曹、卫，与济、汝、淮、泗会。……此渠皆可行舟，有余则用溉浸，百姓飨其利。至于所过，往往引其水益用溉，田畴之渠，以万亿计，然莫足数也。”

鸿沟水系的开通，大大改善了中原地区的水运和灌溉条件。自大梁而南，通过鸿沟连接颍、涡、滩、获等水，分别进入淮、泗，再由江淮间的邗沟可至长江下游和太湖流域；自大梁而东，顺济水可至齐国都城临淄；东经荷水，沿泗水可至鲁国旧地，然后南下江淮地区；自大梁而西，逆济水并溯河而上，即达关中地区。[29]

便利的交通条件和优越的灌溉之利，促使鸿沟水系沿线及其周围地区商业城镇的兴起和农业的迅速发展，以至战国到两汉时代的重要都会有许多分布于鸿沟水系沿线。[30]陈城紧临沙水西岸，上溯鸿沟直达魏都大梁和黄河，下顺沙转颍进入淮河，东南经邗沟直通长江下游吴、越故地。《史记·货殖列传》说：“陈在楚夏之交，通鱼盐之货，其民多贾。”

特殊的地理位置，发达的经济、文化基础，以及便利的交通条件，从而构成了陈城在楚国历史上的重要地位。

楚都迁陈后，暂时脱离了与秦人的正面接触，获得了一个相对安定的发展和复苏的机会。《战国纵横家书》载朱己谓魏王曰：“（秦）伐楚，道涉谷，行三千里而攻冥厄之塞，所行甚远，所攻甚难，秦又弗为也。若道河外，背大梁，右蔡、召，与楚兵决于陈郊，秦又不敢。”[31]

又《史记·春申君列传》载朱英谓春申君曰：“先君时善秦二十年而不攻楚，何也？秦逾龟隘之塞而攻楚，不便，假道于两周，背韩、魏而攻楚，不可。由此可见，当时楚顷襄王在郢都丧失后东迁于陈的选择是正确的。”

楚都东迁后，获得了休整的时机，并利用陈地有利的经济、文化基础，使楚国出现了一段“复强”的时期。[32]比较而言，从楚顷襄王二十三年至考烈王二十二年（前276~前241）为楚国的相对复兴阶段，其间三十余年，楚国不仅没有受到大的侵伐和挫败，且分别于顷襄王二十三年集合东地兵十余万，收复了为秦所拔的江旁15邑置郡以拒秦；二十七年，楚派出三万人协助三晋伐燕（《史记·楚世家》)。考烈王二年（前261)，楚东伐鲁，“取徐州”(《史记·鲁周公世家》),按徐州自战国中期以来为齐相田婴、田文父子的封邑，其入鲁，当在公元前284年列国伐齐之时，[33]这一战略要邑的入楚，为进而北上灭鲁、向东控制泗、沂中上游地区奠定了基础。

楚考烈王六年（前257)，春申君和大将景阳率楚师与魏信陵君联兵救赵，击败秦军，解了邯郸之围；[34]一年后，楚北伐灭鲁，[35]泗、沂之地尽为楚有，从而形成楚、齐两国以泰、蒙及五莲山地为限，平分今之山东境地的新格局。

《史记·孟子荀卿列传》载荀卿由齐之楚，“春申君以为兰陵令”（亦见《春申君列传》)，兰陵即汉东海郡兰陵县，故地在今山东枣庄市东南（苍山县西南）之兰陵镇；[36]又《荀子·强国》载荀卿说齐相曰：“楚人则乃有襄贲、开阳，以临吾左。”清人王先谦《集解》曰："襄贲、开阳，楚二邑，在齐之东者也，《汉书·地理志》二县均属东海郡。”按襄贲在今山东苍山县南、旧兰陵县东（略偏南），[37]开阳在今山东临沂县北约10余里，[38]此三邑均在泗、沂之间，其入楚，当在公元前284年列国攻齐之时或公元前256年灭鲁前后。

考烈王十六年（前247)，秦大举攻魏，信陵君又统率楚、赵、魏、韩、燕5国之师，大败秦军于“河外”，并“乘胜逐秦军至函谷关，抑秦兵，秦兵不敢出”；[39]考烈王二十二年，时信陵君已故，楚春申君再次组织楚、赵、魏、韩、燕5国之师攻秦，楚为纵长，兵至函谷关，因“秦出兵攻，诸侯兵皆败走”，[40]是为战国时期关东列国的最后一次联合行动，然终因这时各国已朝不保夕，兵无斗志而败北，于是“楚东徙都寿春”(《史记》之《楚世家》、《春申君列传》)。此后，楚国便江河日下，逐渐衰亡了。

楚国东迁后，之所以有一个“复强”的过程，一是其中心东移之后，暂时摆脱了与秦的直接对抗，有一段相对稳定、复苏的时期；二是这时楚虽失去了江汉地区和南阳盆地，但仍拥有淮河流域和长江中游以南及下游地区，而以陈为中心的淮北汝、颍一带的经济、文化基础并不低于南阳盆地与江汉地区，春秋、战国时期沿淮水利工程期思陂、芍陂的相继修建，又极大地促进了淮南地区的经济发展，使之成为楚国重要的农业基地；[41]三是此三十余年间，尤其是楚考烈王在位时，一直以春申君为令尹当国，春申君是当时较有作为的“四公子”之一，执政二十余年，颇有建树，“虽名相国，实楚王也”(《史记·春申君列传》)，虽有独断专权的一面，然在当时的特殊环境中，春申君长期主持国政，对维持楚国政治稳定和经济发展，起了一定的作用。

经考古调查，在淮阳县城东南地带分布有一大批规格不等的楚墓。1979年，在城南四公里的平粮台清理了中小墓葬三十多座，大部分保存完好，经主持工作的学者分析、比对，认为其文化特征居于江陵楚墓与安徽长丰楚墓之间，属于楚都陈郢时期的墓葬。[42]1981~1983年，在县城东南约五公里的马鞍冢发掘了两座大型楚墓和车马坑，两墓墓室规模大，有多级台阶，且分别具有两条和一条墓道，墓葬以西不远皆伴随有大型车马坑，坑内埋葬车、马众多。[43]有学者推测，这两座墓的主人可能是楚顷襄王及其夫人。[44]这些实物资料的出土，对研究楚都陈城时期的历史、地理与文化提供了重要依据。

三

古陈国、楚陈都，汉晋学者都说在当时的淮阳国或陈国之陈县，《汉书》卷二八《地理志（下）》淮阳国“陈”县班固原注：“故国，舜后，胡公所封，为楚所灭。楚顷襄王自郢徙此。”《左传》隐公三年杜预注：“陈，今陈国陈县。”按西汉淮阳国，东汉章和二年（88）改曰陈国，[45]西晋初年合于梁国，[46]此条杜注以东汉至晋初形势作解释，与班固之说实相一致。汉晋陈县，历南北朝的大变故，隋开皇初改置宛丘县，[47]至明朝初年省入陈州，清雍正时于此设淮宁县，1913年改为淮阳县，因而后世志书都说唐宋宛丘县、清淮宁县即古陈国、楚陈县和陈郢之所在。[48]

由于长期的历史更替与变故，今淮阳县城一带有多座古城遗址共存、叠压。关于故陈城、楚陈县及陈郢城与今淮阳县城的相互关系和位置，曲英杰和陈伟先生曾结合文献记载和考古资料作过梳理与分析，[49]其结论可信。

据《大清一统志》记载，明清陈州城“周七里有奇，……明洪武四年建”。[50]而明清陈州城又是在唐宋陈州和宛丘县的基础上修筑的。[51]《元和郡县图志》和《太平寰宇记》说：“陈州州城枕蔡水，周迴三十里。”并言“州理城，楚襄王所筑，即古陈国城也。”[52]周迴三十里的规模，当是指郭城，言其为楚顷襄王所筑，值得信从，然说是“古陈国城”，恐未必，春秋时期的诸侯国都城一般难有此等规模，可能是楚顷襄王都陈后，在原陈城的基础上加以扩建而成。

唐初成书的《括地志》曰：“陈州宛丘县在陈城中，即古陈国也。”[53]说唐宛丘县城在原陈城之郭城内，然未言在城内的具体位置。中唐成书的《史记正义》则说：“今陈州城在古陈城内西北隅也。”[54]按唐陈州治宛丘县，若陈州城位于古陈城内西北隅，则宛丘县当在其近旁。

《太平寰宇记》卷一○，陈州宛邱县“淮阳城”条引《晋书地道记》曰：“陈城西南角有淮阳城，汉淮阳国城也。”

《水经注》卷22《渠（沙）水篇》亦曰：“（沙水）又东南迳陈城北，……城南郭里，又有一城，名曰淮阳城，子产所置也。汉高祖十一年，以为淮阳国。……沙水又东而南屈，迳陈城东，谓之百尺沟。两说相近。汉淮阳国都陈，[55]可能是沿古陈都、楚陈县故城而来，陈郢之宫城亦或在此。其城位于陈城之西南角，与位于西北隅的唐陈州城当南北对应，均处于原陈城的西部，然不知汉淮阳城北部与唐陈州城南部是否相接或有重叠。

又《后汉书》卷一《光武帝纪（上）》“封更始为淮阳王”句下李贤注：“淮阳，郡，故城在今陈州宛丘县西南。”

《通典》卷177，州郡七，陈州“宛邱”县原注：“汉淮阳郡故城在今县西南。”所说与李贤注一致，《大清一统志》亦有此论。[56]唐陈州城位于古陈城西北隅，当在汉淮阳城正北，若宛丘（邱）县位于汉淮阳城的东北，说明唐陈州城与宛丘县治并非一体，而是在古陈城内北部东西并列，曲英杰先生说时州治居西，县治居东，[57]是正确的。

据《元和郡县图志》卷八陈州宛丘县“蔡水”条：“（蔡水）自西北流入，经县理东一里。”《太平寰宇记》所言相同。[58]按蔡水即《水经注》之“沙水”，沙、蔡古音相近，[59]可以通假。上引《水经注》说：“沙水又东而南屈，迳陈城东”，即由东而南转，流经陈郢郭城以东；《元和志》、《寰宇记》说蔡（沙）水经（宛丘）县理东一里，亦说明唐宋宛丘县治位于故陈城内北部偏东的位置，西或与州治相连，北沿陈城北垣，东去陈城东垣不远。

分析表明，“周迦三十里”的古陈城，应是楚陈郢之郭城，历汉晋至唐宋一直存在，其内包含有2至3座不同时期的小城，古陈国、楚陈县、汉淮阳国及陈县城可能在同一地方，即位于郭内西南部；经过南北朝时期的大动乱，到隋唐时，陈州城转移到郭内北部偏西，而宛丘县治则位于郭内北部偏东，州、县治所东西并列，历宋代未变。明初洪武年间，省宛丘县于陈州，同时修筑了“周七里有奇”的陈州城，清顺治与乾隆时又加以重修。雍正十二年（1734)，升陈州为府，并析置淮宁县，州、县并治陈州城内，即今河南淮阳县城。

清代志书都说，当时的淮宁县治即唐宋宛丘县故城，若按上述唐宋宛丘县当位于古陈城内北部偏东的位置，则唐宋陈州城应在淮宁县治（今淮阳县城）近西，汉淮阳城、楚陈县和陈国故城应在今淮阳县城西南部或西南不远处。但是，也不能排除另一种可能，即明初省宛丘入陈州时，陈州仍沿用唐宋以来的陈州城未动，而宛丘县治则被废弃。明清时几次筑城修池，周迥仅七里余，其规模在唐宋陈州城和宛丘县治的基础上当有较大收缩。原位于唐宋宛丘县南之“宛丘”,[60]《大清一统志》说在淮宁县“东南”，[61]亦可作为县治向西移动的辅证。若此，明清陈州、淮宁县及今淮阳县城当位于古陈城内北部偏西，唐宋宛丘县治则当在其近东，汉淮阳城、楚陈县和陈国故城就应在今县城以南地带。

1980年，考古工作者对淮阳县城作过调查与试掘，并在南城墙上开掘了探沟，对该古城的多次修筑情况有了一定的了解，资料表明，此城墙建筑于春秋晚期或稍早，后经战国、西汉和宋、明时期5次修复，其中尤以战国晚期的修复规模为大，遗迹现象较普遍，应是楚都陈城后的增修扩建，[62]以适应作为楚都和战略防御的需要。关于这些材料的属性和理解，陈伟先生已作过分析，[63]颇有见地。由于目前陈城的考古工作开展不多，凭现有资料还难于理清陈城内外各时期的建筑格局和结构，有待于今后进一步的田野发掘，特别是对若干重点部位加以揭露和解剖，才能逐步认识陈城的历史演变过程。

据《水经注》卷二二《颍水篇》:“（颍水）又东迳项城中，楚襄王所郭，以为别都。都内西南小城，项县故城也，旧颍州治。

《元和郡县图志》卷八，陈州“项城县”下曰：“汉项县，古项子国。……至楚襄王徙都陈，以项为别都。按此城即楚筑。”《太平寰宇记》亦有此载。[64]可见楚顷襄王都陈后，除对原有陈国、陈县故城进行大规模扩建与加固外，还对陈城东南不远的项国故城（今河南沈丘县）加筑郭城，以为别都，于城内筑宫修苑自不待言。

又《元和郡县图志》卷八，陈州溵水县“乾谿台”条说：“在县北三里。《左传》楚灵王有乾谿之台，即此也。”《太平寰宇记》卷一○，陈州商水县“章华台”条则曰：在县西北三里。……《春秋后语》“楚襄王二十年，为秦将白起所逼，北保于陈，更筑此台

两者所论应是同一建筑，然说法不一。《读史方舆纪要》说：“章华台，在县西北三里。楚襄王保陈时所筑。又乾谿台，亦在县西北三里。相传即楚灵王所筑。”[65]两说并存而不加分辨。《大清一统志》又说：“乾台，在商水县西北三里，亦曰章华台，相传楚襄王所筑。”[66]将二者合一。

《春秋公羊传》昭公十三年载：“（楚）灵王为无道，作乾路之台，三年不成，楚公子弃疾胁比而立之。”按“乾谿”，据《左传》昭公六年杜预注：“在谯国城父县南，楚东竟（境）。”汉晋城父县在今安徽亳县东南，[67]则位于其南的“乾谿”与商水县相距二三百里，“乾谿台”不可能在商水县境，《元和志》之说当有混淆。结合楚襄王都陈后，扩建故项城以为别都的史实推测，另在陈城西南不远的商水县一带修筑章华台作为离宫，应是可能的，《寰宇记》的记载比较合理。

四

陈城位于黄淮平原中部，具有深厚的历史文化基础，其西有周、韩、魏相隔，南有桐柏、大别山相阻，北有魏及黄河为限，东南有淮河和长江下游地区广大的后方，秦军一时难至。诸因素综合考虑，陈城明显优于江南之长沙和江东的吴等地，因而在公元前278年秦将白起攻破楚郢都之后，楚顷襄王即东迁于此。楚都迁陈后，获得了一个相对稳定的环境和时机，同时利用淮河流域和长江中下游地区优越的自然条件及经济文化基础，使楚国出现了一段“复强”的时期，成为关东列国中与秦抗衡的重要力量。

楚都陈期间，对原有的古陈国、楚陈县故城进行了大规模扩建与增修，同时还在陈城东南的项国故城外加筑郭城，以为别都，另于陈城西南不远的今商水县一带修建章华台，作为离宫，这一方面是出于战略防御的需要，同时也体现了楚国当时仍拥有相当强的经济实力。

文/徐少华

参考资料：

[1]参见《史记》之《楚世家》和《春申君列传》。《史记·六国年表·楚表》说：楚考烈王十年（公元前253年）“徙于钜阳”，说楚在都寿春之前十二年，还曾迁都于钜阳，与《春申君列传》等所载不同；《资治通鉴》卷六《秦纪一》先说“楚迁于钜阳”，同时又说“楚于是去陈徒寿春，命曰郢”，将两说并存而不加分辨。对此，我们曾结合相关文献记载作过分析，认为楚只是以钜阳作为陪都，并无由陈“迁于钜阳”之事，由于形势进一步恶化，楚考烈王二十二年去陈徙于寿春，而并非由钜阳徙寿春。参拙作《楚都钜阳及其相关问题考辨》，载唐晓峰主编《九州》，商务印书馆2003年版，第180~186页。

[2]《韩非子•和氏》。

[3]《史记•楚世家》。

[4]《左传》襄公十三年。

[5]湖北省荆沙铁路考古队：《包山楚筒》，第59、61、78简，文物出版社1991年版；

[六]另参拙作《包山楚简释地八则》，载《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96年第4期。

[7]参见拙作《楚秦汉苍梧郡建置、地望及相关问题考述》，载郭声波等主编《南方开发与中外交通》，西安地图出版社2007年版，第3~17页。

[8]黄纲正：《楚文化在湖南的发展历程》，载楚文化研究会编《楚文化研究论集》第1集，荆楚书社1987年版，第83~93页；另参见湖南省博物馆等《长沙楚墓》，文物出版社2000年版。

[9]《史记•越世家》。

[10]《史记•甘茂列传》。

[11]《战国策•楚策一》“苏秦为赵合纵说楚威王”章。

[12][13]《史记•秦本纪》。

[14]此章又见于《韩非子•初见秦》，其年代约为公元前256年，然非张仪说辞，说详缪文远《战国策考辨》，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31页。

[15]睡虎地秦墓竹简整理小组：《睡虎地秦墓竹简》，文物出版社1978年版，第4页。

[16]张琦：《战国策释地》卷下，楚“取鄙郢巫上蔡陈之地”条，载《丛书集成（初编）》第3055册，商务印书馆1936年版，第57页。

[17]张琦：《战国策释地》卷下，楚“成阳”条，《丛书集成（初编）》第3055册，第58页。

[18]诸祖耿：《战国策集注汇考》，江苏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第820页注［5］引程恩泽。

[19]参见《大清一统志》（嘉庆本）卷二一六，汝宁府古迹“成阳故城”条，中华书局1986年版；另参黄盛璋《楚王城》,《历史研究》1960年第1、2合期。

[20]河南省文物研究所：《信阳楚墓》，文物出版社1986年版。

[21]欧潭生：《信阳楚王城是楚顷襄王的临时国都》,《中原文物》1983年特刊。

[22]湖北省荆沙铁路考古队：《包山楚简》第145简；另参拙作《包山楚简释地十则》之“成阳”,《文物》1996年第12期。

[23]河南省文物研究所等：《河南淮阳平粮台龙山文化古城址试掘简报》,《文物》1983年第3期。

[24]《左传》襄公二十五年和《史记•陈杞世家》。

[25]《左传》宜公十一年。

[26]《左传》昭公八年、十三年，和《史记·陈杞世家》。

[27]《左传》哀公十七年。

[28]《水经注》卷二二《渠（沙）水篇》。

[29]中国科学院《中国自然地理》编辑委员会编：《中国自然地理·历史自然地理》，第4章第8节，“沟通江、淮、河、济的运河”，科学出版社1982年版，第216~218页；邹逸麟主编：《黄淮海平原历史地理》，第4章第4节，“沟通江淮河济运河网的形成（先秦至两汉）”，安徽教育出版社1993年版，第164~166页。

[30]史念海：《释＜史记·货殖列传＞所说的“陶为天下之中”兼论战国时代的经济都会》，载《河山集》，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63年版，第110~130页。

[31]马王堆汉墓帛书整理小组编：《战国纵横家书》，文物出版社1976年版，第58~61页。另见《战国策．魏策三》和《史记•魏世家》，“朱己”或作“无忌”。

[32]刘涛：《东迁后的楚国国势》,《江汉论坛》1985年第2期。

[33]参见《史记》之《楚世家》、《春申君列传》和《魏公子列传》。

[34]《吕氏春秋．首时》。

[35]参见《史记．孟子荀卿列传》张守节《正义》;《太平寰宇记》卷二三，沂州承县“兰陵县城”条；《大清一统志》卷一六六,的时间误迟了7年，应更正；详见何浩《楚灭国研究》下编“鲁国”，武汉出版社1989年版，第298~303页。

[36]参见《史记．孟子荀卿列传》张守节《正义》;《太平寰字记》卷二三，沂州承县“兰陵县城”条；《大清一统志》卷一六六,兖州府古迹“兰陵故城”条。

[37]参见《大清一统志》卷一六六，兖州府古迹“襄贲故城”条。

[38]参见《水经注》卷二五《沂水篇》;《太平寰宇记》卷二三，沂州临沂县“汉开阳县条”；《大清一统志》卷一六六，兖州府古迹“开阳故城”条。

[391]参见《史记》之《魏公子列传》、《魏世家》和《六国年表》。

[40]参见《史记》之《春申君列传》、《楚世家》和《赵世家》。

[41]参见石泉师《古期思——雩娄灌区（期思陂）在今河南省固始县东南考辨》和《关于芍陂（安丰塘）和期思——雩娄灌区（期思腋）始建问题的一些看法》，载《古代荆楚地理新探•续集》，武汉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32~79页。